在地缘政治冲突越发激烈的2014年，当世界一些其他地方的人们还在为分离或统一而兵戈相向时，苏格兰与英国能以大体温和包容的态度解决事关国家主权的重大问题，并就此展开了热烈而和平的对话与讨论，堪称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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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拜梅尔-吉布森极具煽动性的电影《勇敢的心》所赐，世人印象中的苏格兰总有些憎恨英格兰的排外色彩。然而，随着9月18日的公投临近，“统独”双方在苏格兰地区的竞争虽然日趋白热化，却没有引发成规模的动荡与骚乱。
为什么苏格兰独立时，对立的双方没有动武？这个问题看似有些无稽，但从全球角度来看，仍有着相当的参考意义。毕竟，在地缘政治冲突越发激烈的2014年，当世界一些其他地方的人们还在为分离或统一而兵戈相向时，苏格兰与英国能以大体温和包容的态度解决事关国家主权的重大问题，并就此展开了热烈而和平的对话与讨论，堪称难能可贵。这种和睦协调的“苏格兰模式”，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原因，而它又有哪些值得学习的地方？
首先，有必要厘清本次独立公投的法律地位问题。
在今年9月18日举行的苏格兰独立公投，本质上是一个地区的人民行使自决权的政治行为。根据《联合国宪章》，自决原则是联合国的宗旨之一；《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也明确宣布“所有人民都拥有自决权”。
不过，与广泛的误解不同，“人民自决”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对“人民”的界定往往源自对主权原则和国际法正义原则的权衡，而非后者的单方面裁判。从判例来看，自决权在一方面推动了20世纪殖民地国家解放运动的发展；但在另一方面，被曲解的自决原则成为20世纪大多数分离主义者的合法性来源，坚称本民族拥有先天自决权的分离主义势力与固守领土完整的主权国家政府往往从一开始就拒绝达成任何共识，使得冲突双方很难主动坐到谈判桌前。在国际法和国家主权的夹缝之间，所谓“先天自决权”或“普世自决权”模糊的法律地位，显然为各方势力在地域/族群独立议题上挑起武装对立打开了方便之门。
本次苏格兰独立公投，却与上述的模糊“自决权”截然不同。918公投的法律地位十分明确，源自英苏双方共识，虽然灵活变通，但没有含糊之处。英国是单一制国家（一种国家结构形式，指由若干不享有独立主权的一般行政区域单位组成统一主权国家的制度，和复合制相对。中国属于单一制国家，美国则属于复合制国家），1998年《苏格兰法案》中明确将主权问题列为英国政府管辖的“保留事项”，新设的苏格兰地方议会无权组织公投决定自身主权地位。时过境迁，随着主张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在赢得2011年苏格兰大选后组建多数派政府，公投议案似乎不可避免。经过历时九个月的谈判，首相卡梅伦于2025-08-04与苏格兰首席部长、苏格兰民族党党魁阿历克斯?萨尔蒙德签署《爱丁堡协定》，授权后者所代表的苏格兰议会择机举行公投，决定未来苏格兰主权的归属。根据修订宪制文件的一般程序，英国政府进一步起草了一份枢密令，修改1998年《苏格兰法案》部分内容，以落实《协定》中承诺对苏格兰议会的临时权力下放，并将公投期限设定为不迟于2025-08-04。在得到英国上下两院决议批准之后，英女王亦在2025-08-04象征性御准，枢密令正式生效。在此之后，由苏格兰议会起草一份效力截止2014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法案》送交伦敦，于2025-08-04得到女王御准生效。《法案》对公投的实施细则和宣传造势活动的操作规范都作出了详细规定，让本次公投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在这样的双边协定与法律约束之下，英苏双方没有单方面毁约的法理基础，自然无法公然翻脸，更无法动武。
英国能够如此宽容大度地受理苏格兰的独立诉求，也与其独特的法律和政治制度有关。英国没有成文宪法，宪法的职能由一系列议会法令、法院判例、不成文宪政惯例与国际公约等规章替代，如英国对苏格兰的主权仅以1707年由英国上下两院通过的《联合法案》为根本依据，对其进行修改乃至废除虽然离不开大量的准备工作，但政治成本远较修改一份成文宪法低。在2011年苏格兰民族党组建多数派政府、成功推进独立公投议程之后，这一不成文宪法的设计使英国政府可以更从容地与苏格兰谈判，而不需要太顾忌“宪法权威”。
相比之下，由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独派”政党凭地方议会绝对多数席位于2013年发布的“加泰罗尼亚主权声明”，却在今年3月25日被西班牙宪法法院裁定违宪且无效；4月8日，西班牙参议院也以299票反对47票赞成的结果，否决了加泰罗尼亚地方议会关于在今年11月9日举行独立公投的提案。在独立公投局势严峻的当下，虽然不能断言英国在《爱丁堡协定》中的策略与西班牙的政法“双保险”措施孰优孰劣，但不同法律制度对处理分离主义诉求的态度有着怎样的影响，从这两个议会制君主立宪国之间的比较中就可见一斑。
然而，制度设计并没有完全取消动武的可能。根据《2004年国内紧急状态法案》，女王或资深王室大臣（包括首相、财政大臣与其他国务大臣）有权酌情宣布紧急状态，君主、首相或议会可根据需要授权防务委员会部署军队维持秩序。英国是否考虑动武，不但与英方自身的制度设计有关，也与英苏之间话语平台的大小有关。虽然中世纪的英苏关系比较紧张，但当代苏格兰民族主义与不列颠民族主义并无绝对互斥之处：在近代以来的历史问题上，苏格兰与不列颠-英格兰之间虽然有詹姆士党叛乱之类的抵牾，但总体以共同语言和共识居多。苏格兰凭借自身古老的公立教育传统，为联合王国培育出了大量的中层官僚、军人与技术人员，支撑起英国国内工业化与海外殖民扩张的发展，而蒸蒸日上的英帝国也以丰厚的财富回馈苏格兰。20世纪伊始，苏格兰人担任了英国三分之一海外殖民地的总督，在政商两界也影响极大，可谓撑起了半壁江山，苏格兰最大都市格拉斯哥也一直是联系英国本土与殖民地的四海通衢。
随着20世纪后半叶去殖民化和去工业化进程的展开，苏格兰地区对英国政局的失望情绪日盛，但中世纪式的敌对姿态却一去不复返。在本次公投当中，真正驱动“独派”的动力不是历史积怨与民族仇恨，而是一系列切实的经济与社会议题，如税收、福利、能源与苏格兰民意和西敏寺政治立场之间的脱节。除这些议题之外，打出“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主义”旗帜的苏格兰民族党，其实与英国政府有着大量共识，足以支持双方坐到谈判桌前，以务实的姿态讨论统独问题。既然可以这样做，英国也就不需要贸然动武，从而将重要的战略核武器、新式航空母舰、国内的社会稳定以及自己赖以谋生的国际信誉拿来冒险了。（文/徐一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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